回首百年前的五四运动，最不缺的就是一个“新”字。这场由新青年开启的历史大事件，形成了1919年前后长达数十年的新文学运动、新文化运动。五四新文学的主题是新人类的诞生，以及新人类诞生之后必须面对的处境与必须承担的使命；五四新文化“旗手们”号召从文化的层面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，他们无一不寄希望于新青年，期望青年一代确立现代化的意识与信念，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，又能促进整个国民性的改革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。

　　最新一期的《博览群书》杂志从王国维、陈寅恪两位大学者为切入点，回望百年五四。说是1927年6月2日，民国大家王国维于颐和园鱼藻轩自沉昆明湖，留下十六字遗言：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；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”作为王国维的生前至交，陈寅恪先生在纪念挽辞中阐明了王国维之死的文化意味：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苦痛，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，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。”由此出发，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文史教研部副教授、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学斌在专题文章中的落脚点是：“旧纲纪已破，新伦理未立，这即是王国维、陈寅恪等学术巨擘所面临的中国文化、社会抑或政治之实相。此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欲解决之难题。”他认为，为破解这一难题，五四逾越了政治、文化的藩篱，走向了社会并改塑了社会，五四作家群体的涌现和平民教育潮流的兴起。

　　“从中国政治发展角度看，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此前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，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、精神探索的继续和发展。”历史学家马勇也从五四运动试图解决的难题入手，在《东方历史评论》杂志发表《今天我们如何看五四？》的署名文章。他说，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之一，它标志着中国人，至少是中国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，是1840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人群体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，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，即中国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，而扩大到了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层面；就历史大势而言，五四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，也造就了一批新人。除了这篇文章，《东方历史评论》杂志推出“五四百年专辑”，从各个角度全面剖析了百年五四的历史价值。

　　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先生以五四为背景，分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。他的《五四·鲁迅·孔子》一文发表在最新的《天涯》杂志上。他认为，鲁迅的思想有许多是与孔子的文化遗产碰撞、剥离中出现的。鲁迅非儒的背后，有其精神选择的策略，他以彻底叛逆，抵达了一片精神高地。而那高地，也未尝不是孔老夫子渴念的所在，只是他们的路径多有不同。鲁迅与孔子都承认人的有限性，不认为自己是先天知之，在一个价值失范的年代，他们都选择了与流行文化不同的路径。其思维方式、逻辑过程、人格特征，有一种历史的连贯性。

　　五四转眼百年，但其诞生的“新”，迄今看来仍不过时。（作者 郑文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