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在1902年，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进入平坝天龙镇，观察到屯堡人是“屯兵移居的明代遗民”，将其称为“凤头苗”，是“汉族地方集团”。自此他被屯堡长期吸引，在日本发表多篇论文介绍屯堡文化。

　　有关屯堡人的记载和描述，晚清才出现。道光年间《安平县志》上最早提到“屯堡人”，这之前还没有人发现“屯堡”的特殊性。

　　如今，随着日渐深入和渐成规模的屯堡文化研究，屯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，其独特的文化被人们所看见和探寻。而屯堡文化的关注度和话题性，又反过来推动着屯堡文化研究的更上层楼。

　　6月19日拉开帷幕的2024年第3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，作为贵州省“四大文化工程”之一的《屯堡文丛》的首批图书——包括《屯堡历史文献集成·第一辑·家谱卷》《屯堡小识丛书》（地戏、服饰、建筑、民俗、手艺5种）、《安顺屯堡的防御性与地域性（修订版）》《边缘与中心：历史格局下的屯堡文化研究》等在内的16种新书亮相。

　　承前启后，打开屯堡文化研究新局面

　　关于屯堡的故事，要从600多年前说起。为了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，在明朝廷“调北征南”“调北填南”的政令之下，一大批江淮地区的卫所官兵奉命入黔屯戍。他们拖家带口，千里迁徙，进入贵州后亦兵亦农，落地生根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汉族群体——屯堡人。

　　中国明史学者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毛佩琦也是《屯堡文丛》学术委员会顾问，他在为《屯堡文丛》写的总序里这样描述屯堡人：“屯堡人落地生根，坚韧不拔，胼手胝足，开发贵州，对贵州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他们既是地方的守护者，又是地方的开发者。”“贵州地区民族众多，屯堡人与各民族人民交错杂居，却能和睦相处。不同文化保持了各自的特色又互相包容，和谐发展，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具体写照。”

　　出生在安顺，与屯堡文化自幼有着不解之缘的著名文化人戴明贤则认为屯堡文化“既有异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，又不同于因数百年流变已经旧貌新颜的祖源地文化。所以屯堡人是一个以高度的自觉、自信和坚韧来留住‘乡愁’的汉族群体，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
　　对屯堡的研究，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，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热点。近20多年来，又有许多学者和学术机构投入到屯堡的研究中，屯堡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。“在举国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势下，有必要对以前的研究做一番梳理和总结，以推动屯堡研究开出新的生面。”毛佩琦说。

　　《屯堡文丛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。集聚省内外屯堡文化研究专家，统筹省内多家出版社力量编辑出版的《屯堡文丛》，设计规模宏大、体例严整、内容丰富，包括历史文献、专题研究、资料整理、文学艺术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共5个书系。它是对屯堡文献的全面收集和整理，是对以往屯堡研究成果的完整总结，也是为今后屯堡的保护、研究和开发利用打下的坚实基础。

　　体现屯堡文化独特的“多元文化”谱系

　　北大教授、著名学者钱理群在贵州安顺工作生活过近20年，他在为《安顺文丛·专题研究书系》写的序言的开头这样说：“这一段时间，我这个远离尘世的养老院里的84岁老人，竟然因为这套《屯堡文丛》，获得新的生命活力，整天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、现实的思考与未来的展望之中……”

　　他从文丛中看到了其中凝聚的“安顺三代人”的心血：从范增如的《安顺屯堡论稿》，到孙兆霞等的《屯堡乡民社会》、朱伟华等的《建构与生成：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》，再到张定贵的《屯堡地戏与屯堡族群社会：基于仪式视角的研究》，“这背后有多少不辞辛劳的田野调查，如痴如醉的思考，探索，争论！”此外还有曾芸的《二十世纪贵州屯堡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》，外国人卢百可的《屯堡人：起源、记忆、生存在中国的边疆》，等等。

　　屯堡文化吸引众多学者不断加入的魅力何在？安顺学者杜应国认为，其最大吸引力在于“独特性与唯一性”。屯堡文化把文化的国家性、民族性、地方性、民间性、主流性、边缘性全都融为一体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“多元文化”谱系。这就有了“甚至是国际性的研究价值与意义，拥有形成国际性文化研究的内在品质”，杜应国说。也是基于此，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郑重提出：“应该像敦煌学、徽学那样，有组织、有步骤地建立地域性专门学科——屯堡学。”《屯堡文丛》对社会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、民族学、语言学、建筑学、艺术学、农学、人文地理学等十余个领域的涉及，正是把“屯堡学”带进一个博大、兼容、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天地。它通过历史时间上的探寻传承以及学术空间上的延伸跨越，让对于屯堡文化的研究既全面覆盖，又充满可能。

　　仰望星空，更扎根泥土

　　《屯堡文丛》不仅包括对历史文献的整理、研究结果的展示，它也体现着与田野、与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之间的紧密关系。学术既要仰望星空，也在扎根泥土。 

　　为《屯堡文丛·田野调查资料书系》作序的王春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，他自2000年开始进入屯堡展开田野调查，距今24年。他和牵头组织《屯堡文丛·田野调查资料书系》编辑工作的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孙兆霞、安顺学院教授吴羽，以及众多贵州同行一起，几乎踏遍了屯堡的各个乡村，包括清镇、平坝、西秀、普定、镇宁、关岭等地。他认为：“屯堡文化显示了传承、包容、开放与吸纳的文明魅力，对所有研究者有着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和诱惑。”

　　《屯堡文丛·田野调查资料书系》，集中了屯堡田野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的一手资料，王春光认为它们具有重要价值。首先它们是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；其次从中能获得许多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知识；此外它们奠定了“屯堡学”研究的科学基础，“以实证的方法，为屯堡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、系统、详细而具体的客观素材和资料，尤其为屯堡学研究提供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支持”；再有就是它们具备国际的学术意义，“屯堡的田野调查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本土的、地方的，但是它们调查和研究的是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社会性、经济性、文化性和政治性，无疑也是在探索作为人类一部分的‘屯堡人’和屯堡社会的内在逻辑，因此，其意义和价值超出了屯堡的地方性。”王春光说。

　　而对于《屯堡文丛》与现实的关系，钱理群还谈到了屯堡的新农村建设。他说屯堡文化在形成过程中，有明显的“文化增容”和“文化重组”，“这也同样启示我们：今天的乡村建设，不能简单地继承、移植传统文化，更要有新的文化增容与重组。对屯堡的新农村建设而言，就是要在对传统屯堡文化的继承、借鉴与扩容、重组的过程中，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地情的发展之路。”（文/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）